李大钊就义5年后，妻子赵纫兰紧随：养育5孩子，曾向周作人求助

做名人不容易，但做名人的老婆可能更难，难怪朱安会大声喊出：“我也是鲁迅的一部分，你们也得把我留下来啊！”

李大钊的老婆和朱安挺像，都是那种站在大知识分子背后的传统女人。李大钊牺牲之后，赵纫兰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实在太难了，最后没办法，只能写信找周作人帮忙。

不过赵纫兰可比朱安走运多了，她虽然是位传统女性，但从不看轻自己。和李大钊一起生活了二十八年，赵纫兰吃了不少苦头，可心里还是觉得特别幸福满足。

我和守常从小就像青梅竹马，后来结为夫妻却常分离，但我们情感深厚紧紧相依。他立志要为国家献身追寻真理，期盼像报晓的雄鸡带来黎明。在红楼里他辛苦教导青年，回家后还和学生亲切长谈。他用心血浇灌如同春风化雨，我作为他的贤内助，甘愿随他四处奔波。

——赵纫兰，戏里头的李大钊夫人。

一月时，汉口的人们纷纷起来反对英国；到了二月，上海工人的第二次起义没成功；转眼三月，康有为老先生离世了；紧接着四月，蒋介石搞了个“四一二”大清洗。就在四月的二十八号那天，李大钊这位革命大英雄被张作霖军阀给绞杀了。

1927年的中国，那可是个战乱纷飞、动荡不安的年代，大多数人都没法掌控自己的命运。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男人、女人，都过得不容易。因此，到处都是失去孩子的父母，没了爹娘的小孩，还有没了老婆的丈夫和没了丈夫的妻子。

在那个不由自己做主的年代，没了孩子的爸妈还能再生一个，没了老婆的爷们也能再娶，可没了爸妈的娃儿，活下去特别难，没了丈夫的娘子，生活更是举步维艰。

而且，这个女人没了丈夫，还得管着五个孩子，自己还不识字。像她这样的人在那个时候多了去了，所以那时候很多女人都没能熬过来。

可能谁也没想到，在那些生活艰难、几乎无法维持下去的女性里，竟然包括了李大钊的妻子赵纫兰。她的名字来源于《离骚》里的一句诗，“把秋兰编织成佩饰”，寓意深远，却没想到她会经历这样的困境。

李大钊遇害的那天夜里，和他一起被扣押的赵纫兰还有孩子们被放了出来，回到了家里。只是那时候的她，还不知道自己和丈夫已经阴阳两隔了。

漆黑的夜里，她仍旧在盼，盼着他像平常一样带着星光回家门，她会给他盛上一碗热腾腾的汤暖身子，然后抱着才三个月的小宝贝让他亲一亲。

第二天早上，天刚蒙蒙亮，报童们就比平时更早地出现在了街头巷尾，挨家挨户地喊着，不过他们的声音听起来没那么响亮，好像带着点悲伤：“……全都要在看守所被绞死，李大钊是第一个上绞刑架的。”

赵纫兰这时才明白，1927年4月28日那天，在北京西交民巷的京师看守所里，有整整二十个人一起被吊死了。

首先走上绞刑架的那个人，穿着一件她很眼熟的棉衣，显得格外镇定，他就是38岁的李大钊。因为行刑的人不熟悉工具，李大钊被绞了足足三次，前后受苦超过了三十分钟。这个人，正是与赵纫兰共度了28年时光的丈夫。

听到那不幸的消息，赵纫兰伤心得一下子晕了过去，她心里多想立刻跟着丈夫走，可她却连这点办法都没有——家里还有五个娃等着她，最小的才三个月，再加上外面正乱，到处都在抓人，万一孩子们被抓走了可咋办。

她觉得，如果自己任性也跟着走了，那就太对不起老公了，特别是他那么勇敢无畏，大义凛然。

赵纫兰觉得北京没法再待下去了，除了在国外读书的大儿子，她带着剩下的四个孩子回河北老家。毕竟老家还有几间房、几亩地，亲人也都在那边，能互相照应着过日子。

尊敬的作人先生：您好！

从去年那事儿以后，我老是想着给您写信，可就是不知道您的地址，所以就没写成。咱们这么好的朋友，您肯定不会怪我吧。那段时间让您费了不少心，我儿子葆华还在您家受到了款待，您的恩情，我啥时候能报答啊？我一直住在乡下，心里老想去北京，可手头紧，只好算了。这样一来，孩子们都不能上学了，一想起来我心里就难受。乡下的日子越过越紧巴，眼看就要过不下去了，想来想去，也没辙。您是以前的老朋友，所以我就斗胆求您给想个办法，救救孩子们的学业和我们一家的生计。别的不多说，祝您春天安好！

李赵纫兰，也就是葆华的母亲，行礼致敬。

联系地址：河北乐亭胡家坨镇福源庆大黑坨村，交给怀德堂收

这年头就这样，天底下哪个地方又能幸免呢？

在北京过得不容易，回了老家情况也不一定好多少。赵纫兰辛辛苦苦拉扯这几个孩子长大，一年又一年过去，孩子们也慢慢变得成熟懂事了。

眼看着插下的稻苗日渐蹿高，她的眉头却越皱越紧，一道道皱纹越来越明显。

这荒凉的地方，孩子们没书可读，她心里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她不希望孩子们步她的后尘，成为文盲，没法看书学习。

他们得像老爸李大钊那样，在知识的世界里尽情闯荡，用笔做灯，照亮这个时代。赵纫兰可急坏了，没办法，只能让女儿帮忙写信，寄到北京找周作人帮忙。

赵纫兰在最艰难的时刻想到了找周作人帮忙，这说明周作人和她之间的关系真的很铁。周作人一读信，心里就明白了，赵纫兰这次是真的遇到了大麻烦，要不像她这么要强的人，怎么会轻易开口求人呢。

大家都知道鲁迅和李大钊关系很好，但很少有人知道，其实周作人和李大钊之间也有着非常深厚的、像兄弟般的情谊。

尽管两人在政治看法、想法观念、生活喜好、脾气爱好等好多方面都很不一样，甚至可以说是截然相反、天差地别，不过至少在作为朋友这件事上，周作人已经尽了自己最大的力。

周作人在孔德学校当老师那会儿，李大钊的一儿一女也在这所学校上学，巧的是，儿子李葆华刚好就是周作人班上的学生。

听说李大钊被抓后，周作人赶紧把李葆华藏到了自己家里。后来从报纸上看到李大钊牺牲的消息，李葆华又在周作人家躲了一个多月。但他心里越来越不踏实，就和朋友们商量，给李葆华换了个名字送到日本读书去了。

周作人并不像鲁迅那样，总是对人一副严厉冷峻的样子，但在对待李大钊的事情上，周作人却是非常认真，一点也不含糊。

顶着时局的重压，周作人在《语思》杂志里写了一篇怀念李大钊的文章，同时痛斥那些军国主义走狗对李大钊的诽谤：“日本人想让我们中国人‘保命要紧’，早点变成听话的好奴才，好为他们所用，免得以后……说他们没白培养我们。但我得跟日本人说，你们就别操这份心了。”

赵纫兰在信里头说，想让周先生帮忙把李大钊先生的遗著给出了版，另外，李大钊先生搁在北京朋友家的那些书，也请他想办法给卖了。

从1932年到1939年，周作人忙活着李大钊留下的书的事情。他把这些书卖给了女子师范大学，一共得了120块钱。接着，他把钱分给了李大钊的几个孩子，还给他们寄生活费、帮忙找工作，甚至找关系照顾他们。为了让孩子们能安全去延安参加革命，他还想办法让他们伪装成商人。

世事难料啊，没想到几年后周作人竟会做出那种让人震惊的决定。不知道他半夜醒来的时候，心里头会不会愧对自己的老朋友李大钊，还有曾经那个拿笔当武器，狠狠批判日本走狗言论的自己。

我家那口子英勇又心善，为了大变样不顾自家田，陪你吃苦我乐意，为你受累心里也甜。牢房里头往事一幕幕现，记得你翻山越岭找真理，记得你独守家园没抱怨，你熬夜写文到天亮，你陪我熬夜磨破砚，你召集党员商量大事，你守在家门保平安，咱俩一条心，共渡难关，寒冬里盼春天快来，云散去，红日东方升，照亮大地，照亮人间。

——赵纫兰与李大钊，是京剧《英雄李大钊》中的主角。

说起来也奇怪，李大钊和周作人都在北大当老师，拿着教授的薪水，可为啥李大钊家里连孩子上学的钱都凑不齐，而周作人却能养活一大家子人呢？

你得知道，那时候北京大学给教授们的工资可真不低，有人说，教授一个月的薪水足够买下一整套四合院。因此，周作人有钱这事儿，大家伙儿并不觉得奇怪，倒是李大钊家里过得紧巴巴的，让人感到挺意外的。

李大钊除了日常开销，把剩下的钱都用来帮助困难的同志和支持北京党组织刚建立时的需要。要是这事儿换成周作人，恐怕他早被老婆赶出门了。

不过赵纫兰得知后一句抱怨也没有，她拼命省钱，在北京的生活过得跟河北老家一样简朴，还叮嘱孩子们要勤俭节约。这事儿传到校长蔡元培耳朵里，他只好吩咐会计科，以后发工资时直接扣下一部分，亲手交给赵纫兰。

自从中国共产党建立起来，李大钊一家的日子就不好过了，不仅手头紧巴巴的，连生命安全都受到了威胁。李大钊去开会，赵纫兰就在家门口给他把风，一旦他需要躲起来逃避抓捕，赵纫兰就带着孩子们回老家躲藏，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李大钊被抓。

李大钊出门在外时，总是显得一本正经，不怎么爱说话，可一回到家，这位让人敬佩的革命者就露出了他鲜为人知的活泼可爱的一面。

同时，家里那种温暖又安静的气氛，让李大钊迎来了他一生中特别重要的创作时期，像《庶民的胜利》这样的作品就是在那时候写出来的。这一切，都得好好谢谢赵纫兰呢。

赵纫兰16岁，李大钊才10岁的时候，他们俩就成家了。因为李家那时候特别需要人手，所以赵纫兰刚过门，就得担起照顾还在上学的李大钊的责任。

家里老人有的年迈体弱，有的瘫痪在床，后来孩子又出生了，全得靠赵纫兰一个人张罗，她真是从年纪轻轻就开始忙里忙外，从早到晚没有停歇的时候。

老人家走了以后，家里一半的财产都被分掉了，供李大钊读书的钱都得靠当东西来凑。亲戚们都劝李大钊回老家算了，可赵纫兰再苦再累也要坚持让丈夫继续学业。不管李大钊是去北京还是日本留学，赵纫兰都在想办法攒钱。她从没抱怨过丈夫一句，尽管自己不识字，但她心里盼着丈夫能多读些书，越多越好。

这对年轻夫妻曾共度无数难关，可惜没能携手走到白头。1933年，当北京大学筹备李大钊的葬礼时，党组织找到了她，商量着借这次葬礼的机会，组织一场大规模的抗议活动。

赵纫兰毅然按照组织的吩咐去做，就算她生命的灯火快要熄灭，她也决心在最后一抹光亮里，为老公高声歌唱。

姐，我跟你说啊，等哪天学校里头能放张稳稳当当的桌子，孩子们能大声读书的时候，我就带着你，就咱俩，找个教室，阳光从窗户那儿照进来，我一笔一划，慢慢地教你写字。然后啊，我就坐在那儿等着你，等啥呢？就等你亲手给我写封信，我可得好好看看，我跟你保证。

——李大钊，这部剧叫《觉醒年代》。

1933年5月28日，是李大钊去世后的三十五天，也刚好碰上农历五月初五，大家纪念屈原的端午节。而赵纫兰这个名字，就是从屈原写的《离骚》里取的。就在这一天，四十九岁的赵纫兰闭上了眼，去和她日日夜夜想念的丈夫团聚了。

李大钊和赵纫兰，他俩生在那个时候的中国，又穷又弱，老被人欺负。可等他们离开后，中国变了样，有了崭新的国家，孩子们有了安稳的课桌，教室里响起了响亮的读书声，而且不是一个两个教室，是好多好多。

李大钊是那个带来希望之光的人，而赵纫兰则是一直在他身边默默守护的人。赵纫兰离世后，中共河北省委给了她一个特别的身份——中国共产党党员，以此表彰她为中国革命所做的巨大贡献。

赵纫兰不辞辛劳地把李家五个孩子拉扯大，他们都热心革命，而且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都干得非常出色。

大儿子李葆华在新中国建立后当上了国家的重要官员，大女儿则是个写书的人。赵纫兰走的时候，小女儿才16岁，二儿子刚满10岁，最小的儿子只有5岁大。

尽管他们的父母没能一直陪在身边看着他们长大，但那种坚强不屈、清清白白的做人原则，一直都在影响着他们。李大钊的孩子们一辈子都牢记着父母的教育，按照李大钊夫妇的家训为人处世，后来都成了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才。

我这一辈子都跟着老公转，我老公他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的前程跟国家命运紧紧相连。我呢，就在这历史的大风大浪里，东奔西跑，过得七零八落。

这是从一本书里，通过鲁迅的原配朱安说出来的话。朱安和赵纫兰，两人的命运真是太像了，都是小时候就被父母包办婚姻，自己一个字不识，却嫁给了国家的大人物。结果，这两位妻子最后都比自己的丈夫先走一步。

虽说这两位女性的命运起初挺像，可最后却各奔东西，赵纫兰算是走运了，而李大钊又何尝不是因此而幸运呢。